事实上,此轮危机对金融系统最为复杂且负债率较高的发达经济体造成的影响最深最广,而由于近十年在市场体制和监管机制上的不断完善,新兴市场凭借其稳健的资产负债状况和银行体系成功的避免了漩涡式的衰退而率先复苏,在这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内需的稳健增长和政策的强大效应的得以体现。因此,从发达经济体的表现来看,那些受益于亚洲经济强劲回升的国家往往表现更好,也就是出口对于这些国家生产领域的拉动效应是推升其走出衰退的最先动因,那么出口效应对于哪些国家受益最为明显,其持续性如何实质的关注的问题。在展望未来欧美复苏差异的时候,我们不妨比较下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资源国,来分析一下它们的复苏进程和表现。
我们看到以澳大利亚为首的资源国其净出口(出口减进口)在过去两三个季度始终对GDP 产生较大的正贡献,这验证了发达经济体中最先其带动作用的是得益于新兴经济体出口的回升。但是从下图中,我们也发现,同样作为资源国代表的加拿大却与澳大利亚的有着较大的差异,澳大利亚央行已于10月率先开启了G-7加息的周期,而同月加拿大央行则按兵不动,这其中与两国的经济基本面状况不无关系。
从下图两国汇率及基准利率的变化来看,从去年9月以来,澳元与加元均经历了大幅贬值后的大幅升值,其中澳元的波动幅度更大,但一年以来,加元的贬值幅度稍大,而澳元已经重回去年8月的水平,汇率因素对于加元似乎更为有利,那么同为资源国出口复苏及货币政策调整的差异性究竟源自何处?我们发现,这其中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澳大利亚是中国的影子,加拿大是美国的影子上图右显示,在澳大利亚的出口结构中,包括原油等燃料的出口两者基本相同,相比而言,澳大利亚的商品类出口占比较高,而加拿大则集中于工业制成品方面,其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超过了50%,而澳大利亚则不到30%。我们看到,在经济复苏的初期阶段,工业生产领域迅速复苏,产能利用率开始回升,因此原材料的进口在许多国家回升较快,据报道,中国上半年原油、铜等大宗商品的进口出现了大幅的同比增长。而相比之下,一方面是全球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这制约了投资品的回升,另一方面是许多进口国消费转向国内生产的替代,这使得消费品的进口在初期阶段没有大宗原材料那么迅猛。因而,这对于以原材料为主要出口方向的澳大利亚相比加拿大优势更为明显。
此外,从商品出口的地区结构来看,另一个现象更为突出。在澳大利亚的出口结构中,包括中国大陆、印度、东盟、香港、台湾、日本等在内的东亚及南亚各国家(地区)占澳大利亚出口总体的60%以上,单对中国的出口就达到了五分之一。相比之下,加拿大的出口地区结构中则主要集中在美国,其对美国的出口占比就达到了75%以上。
纵观全球,当前各国的经济复苏中以中国的复苏最为强劲,其原材料进口上升得也最为迅猛,相比之下,美国的国内经济的复苏则显得较为疲弱,消费乏力,产能过剩,且更多的刺激政策到期之后面临需求再度回落的可能。显而易见,澳大利亚是中国的影子,中国强则澳大利亚强,与此对应,加拿大是美国的影子,美国弱则加拿大弱。这样看来,同为资源国,澳大利亚率先加息而加拿大则按兵不动确有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那么对于货币政策的选择来说,中国似乎也应率先美国加息,当然这只是一个片面的思考,人民币汇率政策、经济增长与国内通胀形式等均是央行的考虑范畴,因此仍有待更为全面的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