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大宗商品市场波动现象，认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根源，应对市场波动带来的新挑战，是当下我国开放经济面临的重大课题。
总的说来，新世纪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有几个特点：一是金属类商品价格增长强劲;二是CRB指数(编者注：由美国商品调查局依据世界市场上22种基本的经济敏感商品价格编制的一种期货价格指数)没包括的原油价格波动幅度在大宗商品中名列前茅;三是国际海运费用尤其是干散货运费同时出现大幅波动。
商品和海运价格为何大幅波动?
近年大宗商品和海运市场为何出现剧烈波动?
首先从供求基本面关系变动角度看，晚近时期大宗商品原料和石油需求不同程度显著增长，构成推动这类商品价格变动的基本原因。2000-2007年间，石油消费指数从163上升到181，增幅为11%，增长比较平缓。几种主要金属原料增长较快，其中铝材需求增长51.4%(从249到377)，铁矿石增长68%(从139到234)，铜增长18.4%(从207到245)。大宗商品和能源消费增长，伴随这些商品国际贸易以及国际海运规模快速扩张。
需求较快增长时，价格走势如何，取决于供给面反应。大宗商品投资形成新产能周期较长，因而闲置能力利用殆尽和实际产量逼近产能上限后，短期产能扩大受到较多限制，增加产出边际成本上升较快。主要由需求冲击派生的供求关系变动，构成推动短期价格飙升的基本原因。在价格高企、供给紧张一段时间后，随金融危机爆发深化，全球范围面临经济紧缩和衰退局面，大宗商品需求和海运需求随之崩溃并导致价格直线下跌，形成近年这类市场行情剧烈波动基本原因。
其次从货币条件看，美元汇率和美国货币政策等美元因素影响也值得重视。虽然美元汇率与美国银根松紧具有内在联系，这里为简便起见分别观察讨论。从美元汇率因素角度考察，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指数从2002年初103.5贬值到2008年3月65，贬值幅度为37%。
由于美元是大部分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定价和结算货币，其它条件不变时美元币值变动会影响包括大宗商品价格在内国际贸易对象标价变动。假定美元名义有效汇率变动以相同比例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可以说这类商品价格变动在2002-2008年价格飙升中大约有35%左右可以归结为美元汇率因素造成。不过即便剔除上述美元汇率变动影响，铜材、铁矿石、国际海运等价格指数，仍有2-5倍上下大幅飙升。
伴随美联储超常宽松货币政策，市场出现美元流动性相对过剩供给。过多货币会像奥地利学派形容的“蜂蜜”那样，在一段时间更多粘连附着于经济系统内供给相对需求反应显著滞后的部门对象，拉高这些部门商品和资产价格水平。可以说，货币和汇率等名义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发挥了推波助澜作用。
再次是从金融投资者影响角度看，一些大宗商品如铜、石油、谷物等存在期货及其衍生品市场，金融投资者行为与价格关系成为理解市场变动的因素之一。金融投机参与者过度介入有可能放大价格对基本面所决定的市场行情波动幅度。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兴起是一个比较晚近出现的现象，少数国际大投行对这类市场影响较大，具有集中度较高和寡头结构特点，有理由推论近年空前规模金融投资者参与会在一定程度放大价格偏离基本面波动。
总起来看，供求关系应是决定价格变动的最基本变量。正确运用这个简单经济分析常识，就容易看出各种各样“阴谋论”解释观点的片面性和不可证伪意义上的“忽悠”性。另外美元货币因素以及金融投资者炒作行为，也会对放大价格波动发生推波助澜作用。
我国经济复苏对商品价格回升
具有关键作用
新世纪初年商品价格和海运费用大幅波动，正值中国经济追赶提速并在全球相对影响力显著提升时期，中国因素对全球市场影响具有不可忽视意义。
我国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影响，集中体现为我国相关需求增长对全球增长的相对重要性。伴随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晚近时期中国大宗商品消费绝对量大幅增长，在世界消费总量中所占份额较快提升。近年我国年均石油消费量是10年前近两倍，铜和铁矿石年均消费量是10年前约三倍，铝消费量是10年前四倍左右。
开放环境下我国消费量增长，一方面通过扩大国内生产实现，另一方面通过进口增长实现。晚近十多年间，我国进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动，初级商品占比大幅提高。
受发达国家金融-经济危机以及新兴经济国增长速度下滑的紧缩形势影响，国际大宗商品和海运费价格在2008年年中剧烈下跌，然而在经历半年多下降探底后于2009年初比预期较早陆续回升。我国钢铁、发电等工业生产活动较快复苏对大宗商品价格反弹走势的相关性和先导性，提示我国经济较快复苏对商品价格回升具有关键支持作用。
我国制造业生产率革命对大宗商品市场变动具有间接影响。过去十余年来，我国经济追赶提速，突出表现为在制造业可贸易部门生产率革命。过去十年前后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平均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10%以上，累计增长幅度约为1.85倍。我国作为巨型大国经济体，其可贸易部门生产率革命，会在国际范围产生深刻影响。美国内外部宏观经济关系形态转变，跟我们这里讨论问题具有间接联系。
简单逻辑在于，在人民币汇率灵活度较低的制度背景下，中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革命对美国宏观经济客观上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是通过较低中国出口或美国进口价格抑制美国消费物价上涨，二是通过中国资本流出与美国资本流入抑制美国长期利率提升。早先时期美国财政和贸易双赤字规模扩大通常伴随长期利率和CPI上升，对宏观调整提供外部约束和压力。但是在2001-2006年前后上述关系呈现新形态：虽然双赤字规模持续恶化到空前水平，然而长期利率下降趋势未见改变，用CPI衡量的通胀水平上升也很温和。中国生产率追赶派生的出口价格效应和资本流出效应，应是推动形成上述新形态关系的外部条件之一。
